【譯文】

　　聽說古代善于用人的人，一定會遵循天道，順乎人情，并且賞罰嚴明。遵循天道，用力雖少，但是功名可以建立；順乎人情，刑罰雖少，但是法令得以施行；賞罰嚴明，伯夷和盜跖就不會錯亂。這樣，黑白就會分明。治理得很好的國家的臣子，通過為國家效勞立功來履行自己的職責，在工作上顯出才能被授以職位，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竭盡全力才擔任職務。臣子全都能發(fā)揮自己的才能，勝任他的官職，輕松應對自己的任務，而且心里沒有保留一點力量，對君主也不負有兼任其他職位的責任。因此在國內沒有潛藏的怨恨產生，在國外也不會出現(xiàn)像趙括一樣紙上談兵的禍患。賢明的君主要讓臣子的工作互不干擾，所以因爭執(zhí)而相互控告的行為就會停止；讓官吏不兼任其他職位，所以技能就能夠長進；不讓臣子建立同樣的功績，就不會再有爭執(zhí)。爭執(zhí)和相互控告的行為停止，技能得到長進，強者和弱者就不再互相爭斗，就像冰和炭不同時放在同一個容器里一樣，所以不會再發(fā)生沖突，天下人不再互相攻擊傷害，這就是治理國家的至高境界啊。

　　【小識】

　　知人善任

　　“用人”是一個自古以來的老話題，也是一個糾結至今的老問題。治國理政、國計民生，不可能只靠一人之力或數(shù)人之力維持，而要君主群臣、民眾百姓齊心協(xié)力，方可運轉有序、有條不紊。所以最為根本的就在于如何用人。用得好，任人唯賢，自然是人盡其才、各守其職；用得不好，任人唯親，難免是舍長取短、泥沙俱下。一句話，知人善任才是關鍵。

　　《韓非子》也有《用人》一篇，專門來說用人的問題。韓非認為，古代善于用人的執(zhí)政者，必定遵守“循天順人而明賞罰”的原則，遵循天理，順乎人情，嚴明賞罰，這也是他一直談到的治國原則。

　　有一些歷史很能說明問題。子產是春秋末期，鄭國的國相，他善于執(zhí)政，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他最大的特點就是用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譬如，“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這些人物都是各有所長，所以，等到鄭國即有諸侯之事時，“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產在執(zhí)政過程中，能夠依據(jù)每人的才能和長處來安排工作，因此才能做到一層一層穩(wěn)妥推進，極少出現(xiàn)失敗的事例。連孔子也稱贊說：“為命，裨諶草創(chuàng)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執(zhí)政者善用人，不僅表現(xiàn)在能夠知人善任，讓他們各盡其才，更重要的還在于要使人才做到“在其位，謀其政”。要分工明確，臣子不能有越職行為，如此才能國家穩(wěn)定，朝政有序。韓非《二柄》中就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典冠出于好心，給韓昭侯加了衣服，但是屬于越職行為，其罪更甚于典衣的失職之罪。因此韓非認為：“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yè)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君主只有做到讓臣子各司其職，不越職行事，才能防止他們私下結黨營私，君主的權威才能保證，國家的穩(wěn)定才有保障。（阿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