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團之父”汪達之與“紅領巾”在一起。（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供圖）

　　陶行知為新安小學題詞“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供圖）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出自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筆下。鮮為人知的是，這句流傳了近一個世紀的名言，是陶行知寫給江蘇淮安新安小學的。

　　近日，著名作家李春雷創(chuàng)作的長篇紀實文學《新安旅行團》出版，該書講述了抗日戰(zhàn)爭期間，新安小學的學生跋涉5萬余里，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的故事。

　　“新安旅行團”的創(chuàng)始人，正是新安小學校長汪達之。

　　“新安這部書是用我的生命來寫的”

　　汪達之出生在安徽黟縣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他出生前，父親就已去世，一家人的生計全靠母親一人維持。經歷了年少的貧困、求學的艱辛，目睹國家的貧弱、人民的苦難，汪達之深感舊社會的不公和當時教育的弊病，青年時便立志“一心要為窮人服務”。

　　汪達之早年曾閱讀陶行知論著，讀到師生應“共學、共事、共修養(yǎng)、共生活、共甘苦”的主張，十分贊同，對陶行知提出的“征集一百萬位同志，創(chuàng)辦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xiāng)村”的宏愿更是向往。1928年秋，汪達之進入陶行知創(chuàng)辦的曉莊師范，如愿成為該校第四期學生。1930年2月，受陶行知委托，汪達之來到新安小學任校長。

　　新安小學設在淮安城郊一所破舊的古廟里，校舍十分簡陋，任教的老師沒有薪酬，靠學校的一點租金和曉莊師范提供的教育補助維持，生活非常艱苦，早晚只能喝玉米粥，中午才能吃到幾塊玉米餅就咸菜，還常常斷炊。

　　1930年4月，曉莊師范因從事抗日宣傳活動遭到國民黨政府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緝，新安小學的經濟來源徹底中斷。不久，其他三位老師因各種原因離去，只剩下汪達之一人苦力支撐。

　　汪達之把學生分成大、中、小班，教學方法采用陶行知倡導的“小先生制”，讓會的教不會的，高年級的教低年級的，努力克服師資的不足。為解決學校經濟困難的問題，汪達之和學生們一起開荒種菜、下河挖藕、砌墻修房，還成立了粉筆廠生產銷售粉筆。學生不僅學到了知識、受到了鍛煉，還緩解了學校經濟上的困難。新安小學這塊實踐“生活教育”的陣地被保住并發(fā)展下來。

　　在此期間，汪達之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相繼離世，年邁的母親獨自在老家過著貧困孤獨的生活。面對種種艱難困苦，汪達之依然毫不動搖、堅持辦學，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母親，我每想到，不能常在您的面前，又不能多寄一點錢給您用，心里立刻不安起來。但是，立即又讓我轉過一個念頭來，光是不安是不中用的，還是打起精神做事要緊。我發(fā)誓，要將這些可憐窮苦無依靠的孩子們扶植起來，讓他們得到自己的幸福，還要叫他們能認清是誰把罪惡的窮苦給他們承受。”

　　汪達之把新安小學當做自己的終身事業(yè)，他說：“這是我自己尋找的光明，絕不輕易拋棄。新安（小學）這部書是用我的生命來寫的，我以生命摻和在里面。”陶行知感念于汪達之和新安小學師生艱苦奮斗的獻身精神，1930年4月30日，為新安小學題寫“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汪達之用他的一生踐行了這句話。

　　組建抗戰(zhàn)烽火中的“游學天團”

　　九一八事變后，日寇的魔爪從東北伸向華北。為響應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號召，1935年10月10日，汪達之毅然將新安小學14名學生組成新安旅行團，帶領學生走上抗日救亡的民族戰(zhàn)場。

　　為了培養(yǎng)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成長的能力，汪達之推卻了團長職務，自認“顧問團員”。經其建議，推選徐志貫、嵇鈺、朱金山3人為團務干事會成員，徐志貫為總干事，其余成員分別擔任賬務、管理行李、電影技術管理等工作。出發(fā)前，每位團員還領到了“任務卡”，有的負責營業(yè)，有的負責管理藥品，有的負責交際兼編輯……這些孩子，最大的不到20歲，最小的12歲。

　　在汪達之帶領下，新安旅行團走遍了全國22個省市區(qū)，行程5萬余里。他們深入城市、農村，組織“小先生”普及教育團，把文化知識帶進農家，放映抗日影片，激起廣大民眾的抗日斗志，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成為民族解放的“小號手”。

　　1941年初，新安旅行團根據黨的指示，分期分批轉移至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直屬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政治部領導，同年9月劃歸中共鹽阜區(qū)黨委直接領導。1942年，汪達之遞交了入黨申請。

　　其實，汪達之和中國共產黨的接觸是非常早的，他的曉莊同學中就有許多共產黨員，其中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中，已經犧牲在雨花臺下；也有不少人和他共事多年，往來十分密切。新安旅行團出發(fā)后，各地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負責同志，許多都親自關懷和具體指導過新安旅行團的工作。

　　當時，新安旅行團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開展抗日活動，公開場合都以無黨無派、民間的教育團體面貌出現。汪達之也一直用黨外人士的身份開展工作。鹽阜區(qū)黨委慎重考慮后認為，汪達之留在黨外工作更有利、更方便。直到1943年，新安學校在漣東縣長浦河村復校后，汪達之又一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1月經鹽阜區(qū)黨委批準，他才得償所愿。

　　1945年5月17日，新安旅行團在鹽阜區(qū)行政公署大禮堂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少年兒童代表大會，并成立鹽阜地區(qū)少年兒童團總部。這時的新安旅行團已成長為一支很有影響的青少年工作勁旅，當年鹽阜地區(qū)軍民口口流傳著一句口號：“七旅、八旅、新安旅”。

　　同年，汪達之和新安旅行團團員回到闊別十年的故鄉(xiāng)淮安，參加了解放淮安、淮陰的戰(zhàn)斗。汪達之帶領新安旅行團團員投身到解放戰(zhàn)爭，直至全國解放。

　　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要去

　　南京解放后，汪達之立即提出恢復曉莊師范學校的意見，希望培養(yǎng)具備各種教學能力的新型教師，以加強教育建設。市政府對汪達之提出的建議十分重視，專程到曉莊師范原址進行了實地考察。

　　1949年7月，汪達之來到曉莊師范主持復校工作并擔任校長。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汪達之不畏艱難、迎難而上，首先組建了“南京市曉莊學校籌備處”，又廣泛向社會各界求援，募集到桌椅、教學儀器、捐贈圖書等物資。1951年2月，曉莊師范學校順利進行了首屆招生。

　　1961年底，海南廣東民族學院急需一位干部，當時那里條件艱苦，氣候炎熱，許多人都不愿意去。汪達之想到“共產黨員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要去”，便主動請求前往。這時他已年近花甲，還像年輕時一樣，信心滿滿地來到五指山。

　　上世紀60年代的海南，各方面都比較落后，海南廣東民族學院地處五指山少數民族居住區(qū)，衣食住行都比較困難，用水要專人到遠處去挑，從廣州運來的物資不少散亂地堆在露天地里。部分教職員工來到海南后，不適應艱苦環(huán)境，情緒多有波動，有些人來后又借故走掉，加上新來教職工和本地員工語言不通，工作開展較為困難。

　　汪達之來到學院后，第一時間開展實地調研，從隊伍建設、思想政治建設、基層黨組織建設、學院十年發(fā)展規(guī)劃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舉措。他到任后不久就提出，不學普通話不方便溝通和教學，當地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也難以提高，因此要把推廣普通話作為教學中的一項緊迫任務。為培養(yǎng)普通話的師資，汪達之倡議學院成立了“普通話研究班”，他親自擔任班主任，兩年里培訓出100多名老師、干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普通話推廣取得了顯著成效，為當地文化普及作出了積極貢獻。

　　1980年3月27日，汪達之在北京逝世。他的遺物只有一塊用了40多年的手表、幾件換洗衣服和一些書籍、筆記。汪達之生前所穿的衣服沒有一件是新的，所穿的中山裝、大衣等衣物補丁綴補丁，使用了幾十年的鋼筆早已磨禿，筆帽上的掛鉤也不知去向。他一生未留下任何積蓄，唯一的財產只是幾本密密麻麻記滿交納黨費的明細證明。遵照汪達之生前遺愿，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淮安河下鎮(zhèn)蓮花街旁的蕭湖之畔——新安小學原址。

　　汪達之的一生是無私奉獻、艱苦奮斗和充滿博愛的一生，他將自己的青春熱血和家國情懷，全部融進了他摯愛的教育事業(yè)。從新安小學起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傳承著新安旅行團“聽黨話、跟黨走”的光榮傳統(tǒng)，實現著汪達之等老一輩人民教育家的教育強國理想。（王輝 莊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