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文古籍多路“回家”

　　唐寫本《王勃集》佚篇殘卷 （局部）

　　金程宇供圖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供圖

　　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中國古籍自古代即已流播海外，對漢文化圈各國影響深遠。雖然其體量巨大，但歷經戰(zhàn)亂，尤其是近代以來，大量中國古籍因各種原因散佚流失海外，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和孤本。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國家層面以及學術、出版、收藏界的日益重視，大量流播海外的中文古籍正以數(shù)字化、影印出版、購買等形式“回家”。

　　摸清底數(shù)，增進了解

　　盡管各國漢學家對收藏于世界各地圖書館、博物館和個人藏家手中的中文古籍進行了一定整理研究，但保存在海外的中國古籍到底有多少？都在哪里？有哪些珍稀資料？至今并不清楚。

　　中國古籍流播海外，古已有之。“以成書于9世紀后期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所著錄的1579部古籍而言，相當于同時期中國所存典籍的1/2，數(shù)量頗為驚人。朝鮮半島也保存了大量中國典籍，宋人張端義《貴耳集》記載：‘宣和間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甚富，自先秦以后，晉唐隋梁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幾千集。’”南京大學教授金程宇介紹說。漫長的古籍流播過程，更增加了我們了解域外中文古籍存藏情況的難度，進行初步的摸底排查十分必要。

　　2015年，中華書局聯(lián)合海外30多家存藏單位普查館藏中文古籍并編纂書目的古籍整理出版項目“海外中文古籍總目”正式啟動，成為“十三五”期間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點之一。通過與海外出版機構和漢學家的深入合作，截至今年6月，“海外中文古籍總目”項目共出版《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等海外古籍目錄9種，涉及藏書機構14家。其中的新發(fā)現(xiàn)，充分說明了這項工作的價值。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中國古籍收藏在全英首屈一指，特別是在古代地圖、航海圖等地理文獻的收藏上獨樹一幟。2016年3月，時任該館中文部主管的何大偉向專程到此參觀拜訪的中華書局工作人員介紹了兩本館藏中文古籍——《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他們發(fā)現(xiàn)，《順風相送》中有一段文字證明了中國人最早發(fā)現(xiàn)、命名和使用釣魚島（書中稱為“釣魚嶼”）的歷史，《指南正法》也記錄了釣魚島的有關情況。經過研究，這兩部明代末期的手稿孤本，是現(xiàn)存最早的能夠證明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的直接證據(jù)。”中華書局文獻影印編輯部編輯張昊介紹說。隨后不久，兩書在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并編入相關古籍目錄中。

　　影印出版，嘉惠學林

　　影印出版可以將唯一的文獻資料轉化為更多的影印圖書，為世界各地研究者提供便利，是海外中文古籍回流的重要途徑之一。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是海外中文文獻收藏重鎮(zhèn)，該館專家鄭炯文、沈津等人一直積極推動館藏資源開放利用。上世紀90年代末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即與哈佛燕京圖書館合作，影印出版館藏中文古籍，至今已形成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在內的“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系列叢書20余種，約1000冊，數(shù)百種國內稀見或缺藏的珍貴古籍文獻以影印形式回流國內。

　　2014年，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徐永明第三次來到哈佛訪學。“在拜訪哈佛燕京圖書館鄭炯文館長的時候，他問我是否有意根據(jù)自己的專業(yè)挑選有價值的館藏古籍出版。我聽后欣然答應，當時就向他建議編纂明清別集叢刊和明清總集叢刊，并得到他的允諾。”

　　借助自己的專業(yè)優(yōu)勢和在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工作的經歷，徐永明將國內出版的各種明清古籍目錄與哈佛燕京圖書館提供的善本古籍目錄加以對比，很快擬出了出版目錄。“由于國內古籍重復影印出版嚴重，在編纂時，盡量避免重復收入。另一方面，只要國內沒有影印的，盡量予以收入。”《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善本別集叢刊》等三種叢書隨后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順利出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總編輯湯文輝介紹說：“與哈佛燕京圖書館20多年的合作中，我們探索出了海外館藏文獻整理出版的有效模式——‘哈佛燕京圖書館模式’。簡單地說就是圖書館開放館藏資源，通過訪問學者計劃邀請各國（尤其是中國）學者到館，以訪問學者的身份進行某一專題或某一類型館藏文獻的學術整理，整理成果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種模式，實現(xiàn)了館藏機構、訪問學者、出版機構的有效聯(lián)動、順暢連接。隨著數(shù)字技術的發(fā)展、數(shù)字人文研究方法的進步，海外中文古籍的整理方式、成果出版形式也會更豐富，對學術的促進作用將愈發(fā)凸顯。”

　　海外回購，漸成規(guī)模

　　在漢文化圈中，日本、朝鮮半島具有悠久的中國古籍收藏史，保存的珍貴文獻最為豐富。2013年，在吳慰慈、袁行霈、安平秋等37位學者的聯(lián)名倡議和國家充分支持下，北京大學回購了日本“大倉藏書”共931種，28143冊，其中不乏銅活字本、四庫底本等珍本。

　　回購成為古籍回歸的重要途徑，其中既有政府相關部門的推動，也有民間收藏界的自覺努力。

　　2019年底，從日本回流的《王勃集》殘卷被中國收藏家購得。這是現(xiàn)存最早的王勃作品傳本，是現(xiàn)存唐人別集中書寫時代最早、書法最佳的文本之一。自奈良時期傳入日本，保存于千年古寺興福寺，流傳有緒。“此前王勃集唐寫本殘卷只有4種，這一殘卷雖只有12行，卻是近百年來的重大發(fā)現(xiàn)。”金程宇說。

　　北宋孤本《西湖結蓮社集》回流的案例同樣讓人印象深刻。上世紀末，日本學者見到此書復印件并發(fā)表了論文。2007年，民間收藏家從韓國購得此書，但該書的鑒定頗有爭論，金程宇在目睹實物后斷定此本為北宋本。經過長達8年的討論研究，最終在2015年，國內專家通過文本、紙張、版刻風格等判定這是一部北宋版孤本。

　　“北宋版外典存世不過10余部，此書刊刻精美，且為高麗王朝舊藏，所收錄詩作有91首不見于《全宋詩》，具有珍貴的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金程宇說：“這充分說明了民間力量在海外中文古籍回流過程中的作用。”

　　一些成規(guī)模的民間收藏也相繼出版，惠及學界。2013年，金程宇匯聚日本刊刻的中國古逸書共110種、總70冊、3.8萬余頁的《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影印出版，是繼《古逸叢書》以來海內外規(guī)模最大的同類叢書，許多中國本土已失傳或罕見的書籍版本，賴此叢刊得以廣為人知。

　　“如果從五代時期吳越國向日本、高麗求取天臺典籍算起，海外求書、訪書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活動從未停歇。”金程宇說：“海外中文古籍回流不僅為學界提供了新資料，還有助于增進對歷史本來面目的了解，有利于我們更全面、深入地認識中華文化，對于增進漢文化圈各國間的相互理解也不無裨益。”

　　“由于海外研究力量、保存條件的限制，一些珍稀古籍面臨破損、湮滅、研究不力等問題。促進其回流國內，既能避免這些珍貴文獻消失，讓它們煥發(fā)生機活力，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文化傳播的進一步深化。”湯文輝說。（張鵬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