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文學突圍”:讀孫德宏長篇散文新著《凝望》
這是《凝望》作者孫德宏筆下的康德——
“今天,教授不大愿意去想那些折磨而又激動了他近十年的種種悖論和復雜的推理了……”。此時的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出版——也就是他那孜孜不倦地探尋“人和人類一切理想的基礎”的辛勞終見曙光之際,心情愉快,正享受著思想的澄明與世界的清朗。我相信,此時《凝望》作者本人的心情也是如此。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散文《凝望——一七幾幾年:曹雪芹康德們的故事》,藉由曹雪芹、戴震、紀昀、袁枚、鄭燮、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歌德、席勒、莫扎特、貝多芬……這些閃耀于思想史、藝術(shù)史星空的明星,探討那些奠定現(xiàn)代文明根柢的價值和理想:“關(guān)于愛、關(guān)于生命、關(guān)于自豪、關(guān)于尊嚴、關(guān)于人之為人的那些東西。”我猜想,這些隱身于種種悖論和復雜的推理中的思想,恐怕也曾令孫德宏陷入長久的“折磨中的激動”與“激動中的折磨”之中——《凝望》的創(chuàng)作,無疑是一次成本高昂的思想文體的文學冒險。
若干年來,不斷有人呼喚“有學術(shù)的思想”與“有思想的學術(shù)”,但終究無法扭轉(zhuǎn)的局面卻是,思想日漸消隱于術(shù)語、概念、命題,以及將它們編織起來的論證形式規(guī)范中。甚至,在這些以學術(shù)面目示人的文本中,“思想”僅僅作為“知識”而存在,僅僅構(gòu)成了文本建構(gòu)的“質(zhì)料因”。至于康德所呼喚的“人是目的”、戴震所痛心疾首的“后儒以理殺人”,以及曹雪芹所悲欣交加的“世事與人情”、費希特和謝林為之百折不回的“自由”,以及袁枚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情欲”、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乃至紀曉嵐所針砭的“事事空談”、鄭板橋的“難得糊涂”……也都成為紙上精致、縝密的“空談”!似乎非如此,則不足以展現(xiàn)知識的充沛、邏輯的完善和體系的完備。
就此而言,孫德宏以散文創(chuàng)作的“故事”形式介入這些話題,無疑是有風險的——那些詰詘聱牙的東西如何才能打動人心、生動好看?尤其是,那些向來被裝扮得寶相莊嚴、端坐在人類知識圣殿中的宗師巨匠,一旦被拉回庸常的生活,凡俗的人生,在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表露出愛與恨、悲與欣、希望與絕望,尤其是陷入分手、反目、決裂的人際關(guān)系,那他們的思想光芒,會不會就此黯淡下來?
令人擊節(jié)的是,孫德宏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種近乎詩化的解決方案——在《凝望》中,那些詰詘聱牙的理論命題、邏輯推理都變成了“故事”,而故事本身就是思想的顯現(xiàn),至于那些連綴故事的情節(jié)和作者感覺的抒寫,則自然而然地構(gòu)成了思想的邏輯圖式——這倒很像黑格爾所說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
我們看到,康德和他的“哲學繼承人”費希特之間從淡漠到親密,再到公開“反目”的過程,事實上乃是探索、辨明真理的思想交鋒的世俗化呈現(xiàn)——對于行動哲學家費希特而言,在自己認定的“真理”面前,即使論辯的對手是公認的思想巨擘、自己景仰乃至崇拜的康德,他也不愿隱藏自己的觀點,哪怕是屈從于世俗的策略,采取迂回、隱蔽的表達方式,也不在考慮范圍之內(nèi);另一方面,對于一度在費希特身上給予厚望的康德而言,以“公開宣言”的方式展開批判,則“不過是實事求是,不過是辨明真理,或者是對‘對手’的尊重而已”。如此,世俗眼中的“師徒反目”的故事,便恰恰構(gòu)成了思想本身“發(fā)展”和“演進”的關(guān)鍵性事件。
我們還看到,崇尚“尊德性”的章學誠,在考據(jù)學派大師戴震的批評面前如何動搖了自己“義理第一”的學術(shù)信念——盡管他始終難以認同“道問學”,即以考據(jù)為準繩來衡量學術(shù)成就的做法,但戴震在煩瑣乏味的“考證”中得來的“后儒以理殺人”的思想成果,卻最終令他衷心贊嘆……
諸如此類學術(shù)史、思想史、藝術(shù)史上的顯赫人物、關(guān)鍵時刻、重要事件和宏大命題,在孫德宏筆下,都被還原為經(jīng)驗、情感、行動的涓涓細流——思想,并非枯燥晦澀的術(shù)語、概念、命題及其復雜費解的邏輯呈現(xiàn),這些不過是思想藉以保存自身的手段而已。思想,首先是活潑潑的“看法”“想法”和“活法”,是悲欣交集、轟轟烈烈的生活和生命中的判斷、抉擇和行動,是“人性的困頓枷鎖和蓬勃奔放”——這種對于思想的熱情、信念和洞見,既屬于“故事”中的人物,也屬于《凝望》的作者?;蛘吒鼮橹苯拥卣f,是由作者賦予“故事”中的人物的。于是,那些曾經(jīng)書本上的“知識”,終于也成了我們每個普通人的思考與價值。于是,我們與其說這是一次“文學冒險”,不如說這是一次“文學突圍”。
正是基于這種熱情、信念和洞見,《凝望》描繪了曹雪芹康德們在日用常行、世俗紅塵的煉獄中愈加挺立的自由心靈和溫暖靈魂,而其中所彌漫的夢想與糾結(jié)、悲悼與喜悅,則向歷史、向自身、也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尖銳而深刻的問題:一七幾幾年,作為一個具有人類和世界歷史意義的時刻,既然在東西方文明中已經(jīng)醞釀出有關(guān)人格尊嚴、生命自由、靈魂安寧的終極追問,那么,東西方的先哲們的思索、回答,以及這些答案所預示并開啟的時代走向,為何會如此大相異趣?
再進一步,鑒于當下民粹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等逆全球化思潮的凸顯,我們是否還可以接著提出如下問題:人類的命運應該怎樣走向一種“共同體”?歷史上那些閃耀的群星關(guān)于愛、關(guān)于生命、關(guān)于榮譽、關(guān)于尊嚴、關(guān)于人之為人的思想,有沒有可能為當下難題的化解提供助力?
這些問題,不僅需要知識、思想,更需要對現(xiàn)實、經(jīng)驗和生命之認識的穿透力,而它們也恰恰是《凝望》的作者之所以“凝望”以求的正解——“知識太多,生命太短。但我還是想向知識追問生命。”(趙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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