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山外》的故事

　　創(chuàng)刊之初的《十月》雜志

　　【文壇述往】

　　我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寫作，磕磕絆絆到今天，每一步都走得很艱難。在這種艱難的磕磕絆絆中，始終閃爍著文學編輯辛勤的身影和他們身上散發(fā)出的人格光芒。

　　剛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時，我的一次次投稿四處碰壁——而那之后，直到今天，情況并無太大改觀。退稿好像是我的寫作的影子，不離不棄。1979年發(fā)表《小鎮(zhèn)上的將軍》后，我被調到省文化部門一個研究單位拿工資，專職寫作，這給了我莫大的壓力，內心陷入深深的迷茫。1980年在中國作協(xié)文講所，王安憶看到報上一篇關于我的評論文章，盡是好話，完全避開了我的寫作的平庸和困窘，問我：“你高興嗎？”我無言以對。

　　在一兩年的時間里，我每天面對稿紙，腦子一片空白，一整天一整天地發(fā)呆，把許多等待奇跡的人急壞了。省報上有了公開的議論，關于我的“苦悶”，關于讓我離開基層是否明智。私下的議論就更加尖銳了，說我“本來就不是這塊料”，還有人形象地借用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諷刺我的創(chuàng)作：“只生一個好。”我痛苦不堪，覺得自己誤入歧途，暗中打主意改行。

　　有一天，我在單位資料室胡亂翻看雜志，被一篇外國翻譯小說吸引。這是一個蘇聯(lián)作家寫的短篇，講一個集體農莊的青年進城賣農產品，他很誠實，卻不被信任，很生氣，幾乎跟人打起來，鬧了許多笑話，最后以皆大歡喜結局。我眼前一亮。回到省城前，我做過一段時間農民通訊員，在一個山區(qū)公社采訪的時候，也聽到過類似的故事：

　　一個山里青年把自家燒的木炭挑到集鎮(zhèn)上賣，鎮(zhèn)上人故意挑剔，一會說燒炭的樹木不是硬木，一會說炭沒有燒透。那青年火了，把兩大簍子炭全倒出來，一根一根地在地上踏碎，一邊踏一邊說：“給你看，給你看，是不是硬木，燒沒燒過心！”

　　我照搬那個蘇聯(lián)小說的結構，把這個情節(jié)塞進了現(xiàn)成的框架，表現(xiàn)山里人的單純、樸實、硬氣，題名《山里山外》，給了《十月》，不久就發(fā)出來了。

　　長時間的壓抑稍稍緩解，收到樣刊的時候，我長舒了口氣，一陣輕松。然而有一天，單位一個同事悄悄告訴我，領導收到了檢舉信，說我抄襲。檢舉信還說，已經要求《十月》編輯部刊登啟事，聲明《山里山外》是個抄襲作品，以向讀者檢討。

　　當時，我站在陽光燦爛的大街上，一陣眩暈，用得上《靜靜的頓河》里的一句話：“抬起腦袋，看見頭頂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輪耀眼的黑太陽。”

　　抄襲就是偷竊，沒有比這更難堪的過錯了！我不能肯定我那樣做一定是抄襲，但我也不能否認，《山里山外》的確是從那個蘇聯(lián)小說的模子里脫胎出來的。我更不能左右《十月》編輯部對此做出的判斷，單純站在刊物的角度，他們完全可以采用更嚴格的判斷標準。

　　把我從縣里調進省城的領導對那封檢舉信的反應是讓我去洪澇災區(qū)搜集素材，換換腦子。但這并不能消除我對《十月》可能刊登的“啟事”或是“讀者來信”的沉重擔憂。它就像達摩克利斯劍高懸著，隨時可能落到我的頭上。我惴惴地等著這一天的到來，惶惶不可終日。啟事一旦刊登，對于我，無異于法院的死刑布告。

　　然而，一期又一期《十月》出來，每一期我都在郵件到達單位資料室的第一時間搶在手里，始終沒有看到那則“啟事”或是“讀者來信”?！妒隆返呢熅幉粫r給我來信，也從來沒有提到讀者的檢舉，只是一如既往地組稿。去北京出差，我特地去《十月》編輯部，忐忑不安地等著可能的詢問。但是沒有。有的只是一如既往的笑臉、問候、到家做客的邀請。對我新寫出的每一篇稿子，總是給予正面積極的肯定，即便是一鍋夾生飯，他們也會從中發(fā)現(xiàn)哪怕是極微小的一點進步。

　　我終于明白，有關《山里山外》的“啟事”或是“讀者來信”是永不會在《十月》刊出的。直到《山里山外》引起的風波完全平息，《十月》始終沒有一個人跟我提到過那封檢舉信，我相信他們深知我的自尊心有多么脆弱，深知這樣一場因內容似是而非的檢舉造成的危機，對于一個初入道的年輕作者的寫作，會帶來怎樣毀滅性的結果，深知幫助一個文學新人順利成長，比讓他在挫折中消沉要好。

　　對年輕人的犯錯，批評和教育無疑是必要的，即便采取公開的、示眾式的方式，當事者也只有老實接受。但原諒和理解也不失為一種選擇。因為，原諒和理解其實也是一種教育，有時候可能是更有效的教育。

　　除了對我的心理造成莫大的困擾，《山里山外》是一篇毫無影響的作品，但對我的寫作生涯卻有著極重要的意義。《十月》編輯部扶持青年作者的真情、高度的專業(yè)水準和職業(yè)精神，給予我巨大的前行的力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退縮，加倍努力，決不讓所有善待我的人們失望。

　　投身文學幾十年，雖無驕人成績，所幸終日矻矻，與文學相伴了一生。朋友曾與我談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許多已巍然成為參天大樹，嘆息我們的才情有限，始終不成氣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沒勁。我同意他的比喻，卻不同意他的自卑。沒有長成參天大樹，長成了草，也是文學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種子，能長成一棵草，生動地活著，其實也不容易。參天大樹不是一天長成的，草又何嘗是？天時地利人和，一樣都不能少。不說社會、歷史那些高大上的原因了，僅僅是為了幫助一個寫作者堅持寫下去，那些有責任感的編輯就不知要付出多么良苦的用心。

　　《詩·小雅·菁菁者莪·序》說的“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完全可以作為敬業(yè)的編輯們的寫照?！妒隆吩缒甑膸孜欢鲙?，多已去世，依舊健在的，也早已退休。然而我覺得，他們一直在我身邊，引導著、扶持著、鼓舞著我，無論做人還是作文。多年來，《十月》編輯部經歷著人事更迭，但一直傳承著擇稿嚴格而又善待作者的刊風：不成熟的稿子，直言相告，該退即退，絕不遷就；決定刊用的稿子，多予鼓勵，絕不吝惜肯定和建議。他們讓刊物成為作者永遠可以依靠的溫暖的娘家。才力不濟如我，之所以至今還舍不得把筆放下，除了對文學的癡心之外，無疑跟所有善待我的刊物給予的溫暖和支持有最直接的關系。

　?。ㄗ髡撸宏愂佬?，系當代作家，作品《小鎮(zhèn)上的將軍》獲全國第二屆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鎮(zhèn)長之死》獲首屆魯迅文學獎）